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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国际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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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 Rosenberg，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
来源：Justin Rosenberg,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p. 307-340.
导读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面临着与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中讨论的类似的挑战。古典社会理论家将“社会”概念化为一个具有单一性的本体论概念，这给他们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国内类比”（domestic analogy）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提供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的尝试。要克服这个问题，就需要扩大社会理论的前提，以纳入产生“国际”现象的社会现实的一般特征。这种扩张可以通过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U&CD）的思想来实现。具体来说，“国际”的存在最终源于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不平衡性；这一思想的鲜明特点源自对“综合发展”的形成条件的分析；在社会学上被重新定义后，其意义包含对“发展”本身重新概念化——这消除了历史社会学中“国内类比”问题的根源。
近50年前，斯坦利·霍夫曼曾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上重建。他认为，这一实践的目的不是将国际理论分解为社会学或历史学；因为国际理论是围绕着一个分析性的“核心”——“国际环境”的“去中心化”性质——而展开的，这完全证明了其“被视为一门自主学科”的主张是合法的。然而，这一核心从未被充分把握：现实主义者将其分析自主性视为实质自主性，将其决定具体化为“静态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试图通过引入“从社会学、经济学、控制论、生物学和天文学中撕裂的概念”来打破这种物化，往往忽视了构建物化本身的分析核心。霍夫曼写道，解决之道在于制定一个历史研究计划，该计划将归纳出国际关系领域的独特之处，追溯其历史变迁，并探索其与国内政治生活的相互关系。这样重新表述后，国际关系学科将摆脱物化现实主义和跨学科幻想等错误。
半个世纪后，霍夫曼的研究议程得到了充分的扩展。然而，历史社会学文献自身本应克服的问题仍在不断地重现。一位评论家甚至警告说，其累积效应可能会“加剧'国内’与'国际’的二分法”。为什么霍夫曼所指出的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触及下仍未消失？它的根源是什么？又能否得到解决？
有三个主要论点可以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霍夫曼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尽管历史社会学贡献丰富，但“国际”本身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定义。这里所说的“国际”是指社会现实中由多个社会共存而产生的维度。而“社会学定义”，即直接将这一维度作为社会理论的对象来表述的定义，亦即有机地包含在社会发展本身的概念中。在这样一个定义存在之前，历史社会学必须始终将国际现象视为理论上的外部现象——无论在其具体解释中赋予它们何种经验意义。
第二，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国际理论领域本身，而在于古典社会理论的传统，因为这一定义所需的素材正来源于此。古典理论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古典理论传统从来没有从理论上把社会发展的多线性和互动性维度表述为历史现象。一方面，它因此使社会学未能占据本体论的基础，而现实主义后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物化体系。另一方面，对于现实主义的挑战者来说，它留下了一个相应的有问题的“社会”概念，这将导致他们陷入一个“国内类比”谬论的陷阱。
第三，在莱昂·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思想中，实现古典理论目标的手段已经存在。托洛茨基的思想最初形成于20世纪初，目的是解释俄罗斯社会发展与正统马克思主义预言在经验上的巨大分歧。他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会也不可能重蹈英国和法国先驱的覆辙，这既是因为其社会学起点截然不同（源于早期的“不平衡发展”），也是因为它是在国际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已经因其他地方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而发生了改变（其带来的影响与俄罗斯本土发展的根源在社会学上现在是“综合”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包含了一个潜在的主张——国际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一主张远远超出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正是在他断言不平衡和综合的发展是历史进程本身所固有的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克服了为国际下社会学定义的障碍。
发展不平衡
托洛茨基认为，“不平衡”（uneveness）是历史过程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不是由因果决定的，而是描述性的概括。在任何给定的历史节点上，人类世界都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组成，这些社会具有不同的规模、文化形式和物质发展水平。从经验上讲，社会发展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走过一条单一的道路。因此，如果我们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一般的概念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总是涉及到暂时共存的社会实例、层次和形式的多样性。托洛茨基并未详述这种不平衡的来源，并且他的研究集中在现代时期，因此有必要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检验不平衡发展的具体形态。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曾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即通过跟随一位“想象的航海家”在1400年环游世界。沃尔夫的1400年的“想象的航海家”可能会在当时生活着的4亿多人口中遇到各种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社会存在。狩猎采集族群是各大洲原始人类的特征。即使在一万年前，他们大约有一千万人，占地球人口的百分之百。然而，到了1400年，原始的优势早已被各种农业和田园生活方式的传播所冲淡，从而被限制在后者扩张的内部和外部边缘。狩猎-采集者群体现在与他们共存，成为人口总数中一个很小且不断减少的部分。只有在剩下的几个地区，他们仍然占多数——在澳大利亚，在美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以及在“从波罗的海到西伯利亚的一大片环极带”，他们幸存下来，形成了托洛茨基在他自己的时代对俄罗斯不平衡发展的部分描述：“……人类的发展——从北方森林的原始野蛮时代，人们吃生鱼、崇拜树木，到资本主义城市最现代的社会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定居农业及其扩张在早期为国家的形成、城市和制造业的兴起、以及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1400年，至少有五个在不同时期兴起的主要文化区域在全球不同地区共存，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然而，显著的差异不仅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发生在不同文明内部。因为每个文化区域本身都包含多种政治实体，每种政治实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所以在整体不平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内部分化的轴线，例如基督教世界、莫斯科公国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差异。最后，这些性质上的不平衡被所谓的“异步同时性”所替代，即同一时间段内共存的所有社会都处于它们各自历史生活中特定且不同的阶段。
从1400年无穷无尽的经验复杂性中可以提炼出，复杂性本身就是重点——复杂性不是无序混乱，而是各部分在多个维度上的内在差异，但都在一个本体论的整体之内。因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在1400年，它并不是一个因果结合的整体，但它仍然是一个本体论上的整体，在更广泛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它以其独有性的特征在性质上被区分，也被时间所界定。它的结构确实极不均匀。这一观察结果虽然作为经验陈述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理论前提却有着惊人的结果。因为一旦我们说了这一点，国际特有的问题的基础之下，所谓“不可简化的”政治分裂的事实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分析人类存在的更普遍的社会历史属性的体现——其内在的不平衡性。这种更普遍的特性不仅在数量的多样性中同时得到表达，而且体现在社会文化形式、发展水平、地理规模和历史时间性的性质多样性上。
在确定了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确认不平衡的概念包含了一个“多于一个” 的本体论前提。（译者注：这与现实主义理论被批判的本体论单一性相对）这将“发展”一词的所指延伸到多个实例的概念空间，这些实例构成了任何国际概念的逻辑核心。然而，这样做揭示了数字的平面（多个实例）只是表达这个概念的本质多样性的几个维度中的一个。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需要分布在其实例之间（最终也在其实例内部）的文化形式、地理规模、发展水平和历史时间性的多样性。
然而，在历史时间的真实空间中，社会的时空共存也是它们具体相互关系的矩阵。因此托洛茨基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不平衡”导致了“综合发展”（combined development）。发展不仅是分化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由此，我们可以超越“国际”这一概念，进而开始构想其关系实质。
综合发展
在此，托洛茨基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有所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几乎所有著作中，“综合发展”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含义，即国际资本主义压力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的社会学结果。然而，不平衡有着比发达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工业化国家共存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含义，所以同样适用于这里。托洛茨基断言，综合发展是不平衡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性质。他还声称不平衡发展是一个“普遍规律”。因此，综合发展的现象也必然具有更普遍的存在。然而，即使是这样，托洛茨基本人也从来没有完全解释过。因此，现在需要重建这个概念的意义，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国际影响的具体抽象，而是作为社会间共存本身意义的一般抽象。
前文已经说过，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多样性，并且这种多样性在社会间共存的条件下具有广泛的表现。不平衡的前提已经将“发展”的指涉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俄罗斯社会提供了现代综合发展的原型。俄罗斯的发展过程是“综合”的，因为在每一点上，它都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的相互作用的发展模式因果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俄罗斯在9世纪的国家形成来确认。后者的变化不断地将俄罗斯的生存条件重新洗牌：正如俄罗斯本身为这些其他发展实例形成了外部生存条件的动态元素一样。俄罗斯能否生存，在什么条件下生存，在什么领土范围内生存，总是取决于对这些外部因素的管理。然而，这些因素，虽然是地缘政治因素，却不是超社会学的决定因素。相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它们是一般社会学现象的特殊后果——发展本身的不均匀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多重性。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从“国内类比”中推断出来。
让我们暂时回到1400年，并尝试将综合发展作为一个地理整体的更广泛的结构描绘出来。它的因果纬线起初看起来像被子一样，把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布块联系在一起。从每一块布块的内部（比如俄罗斯及其邻国），外部成员似乎直接在其他邻近布块的边缘相互作用，将这些布块拼接在一起。例如，在1400年，莫斯科公国并未直接参与中欧、中东或中国的地区地缘政治。然而，通过与立陶宛和金帐汗国的互动，它不断地与邻国交往。这就形成了一种没有中心的不均匀但连续的因果模式，诸如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赖等概念也可以被轻松地推断出来。
俄罗斯的发展也在第二种意义上也是综合的，不仅是事件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且是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俄罗斯社会在任何特定形式下的日常再生产，总是部分地通过制度化的关系来完成，这种关系延伸到俄罗斯本身之外，将其融入区域政治秩序、文化体系和物质劳动分工中。与君士坦丁堡的贸易不仅仅是基辅政府的“外部”活动，也是内部王权的协调力量。这种贸易的衰落必然意味着国家自身的某种质的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整合的地理轴心和社会形式不断变化——从融入蒙古人统治的政治结构，到对东正教国家的宗主权的投射，再到与专制主义欧洲和新生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联系的发展。
最后，综合发展还有第三个更深刻的维度。不断发展的俄罗斯社会形态是一种混合体，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内部”社会生活结构与“外部”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不断变化的混合体。（译者注：贾斯廷·罗森伯格在后来的论文中将其解释为一种地缘政治压力和历史性后发优势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社会结构张力。）
结论
如果“社会学”仅仅意味着“对社会的研究”或一般社会现象的研究；如果“历史的”仅仅是将这一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延伸到过去;而如果“国际的”只是表示同等的扩大，以涵盖社会之间运作的现象——那么本文的标题将对如此定义的“国际历史社会学”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造成不必要的不公。然而，一旦这三个词被视为包含了刚刚提炼出来的方法论含义，任何随后将它们重新组合成同一个短语——国际历史社会学——就会突然构成一个综合的理论挑战，这种挑战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现有的社会理论可以自信地说已经满足了它的要求。简而言之，它需要一个概念框架，从作为解释者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学）出发，系统地将其异步互动（国际）的因果意义纳入对其个体和集体随时间（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解释中。
这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要么认为自己在追寻某种关于一切的普遍理论，要么认为我们被期望汇集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经验事实。实际上，这三个要求所要求的只是对历史过程进行更好的一般抽象，这种抽象与对社会的单一抽象或对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主义抽象不同，它不会从根本上违背我们对其本体论结构的认识。而这正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所提供的东西。
与这一含义相比，声称同样的概念也可能有助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说法似乎微不足道。但这种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社会理论和国际理论的思维要求是——而且一直是——同一的。
译者评述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地位不亚于现代性这一名词在政治学界的地位，它好似平地一声惊雷出现在了理论学界，将前现代国际系统与现代国际系统彻底地切分开来，并且以一种普适的、科学化的方法，在结构中以行使主权为标准将国家化为平等的基本单元，按无政府状态逻辑行事，以单元间的实力分配决定最基本的国际社会结构。但是细究其文字可以看出，这些理论化的处理是完全非历史的，以“现代性”和“同一性”遮蔽了本来是历史积累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几乎完全无法解释从前现代国际系统到现代国际系统这一重大转变的历史原因与重要参考变量，这方面理论缺陷也成为了后续诸多学者和理论流派所探讨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历史社会学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将历史与多样性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贾斯廷·罗森伯格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在历史社会学的层面上解决了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单一性问题，将多样性重新带回了理论世界。（在此，译者强烈建议读者阅读贾斯廷·罗森伯格的著作，如《市民社会的帝国》，也可参考论文“肯尼思·沃尔兹与列夫·托洛茨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了解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的实际应用）历史社会学重新发掘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赋予了其基于历史累进性的合理解释。这呼吁我们从不同的主视角重新审视所谓“现代国际体系”发展的历史，回归历史和线索的连续性，回归对特性的重新认识。
词汇积累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domestic analogy
国内类比
译者：张倍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组织。
校对 | 吴文博 王京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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