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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舆论：为什么公众对外交政策表达意愿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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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hua D. Kertzer，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约翰·茨瓦安斯特拉教授（John Zwaanstra Professor）兼研究生部主任，研究专长是国际安全、政治心理学、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
来源：Kertzer, J. D. (2023).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导读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公共舆论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篇文章探讨了心理学方法在研究外交政策公众舆论中的应用，重点介绍了两种竞争的心理模型：“精英线索模型”和“个体差异模型”，并集中探讨了为什么公众在国际政治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仍能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表达强烈观点？文章的分析框架涉及对外交政策态度结构的心理模型、公众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动态，和公众对外贸易的态度起源。研究结论指出，尽管公众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有限，但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依然表现出相当的结构性。这些态度既受制于精英线索，也受到个体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倾向和心理图式的影响。这一发现为理解外交政策中的公众舆论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心理学框架，打破了传统上将公众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之外的惯例，而文章通过揭示公众舆论在外交决策中的潜在影响力，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公众反应，从而制定更具回应性的外交政策。
引言
传统上，公众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的地位相对边缘，因为普遍认为公众不具备处理外交政策的能力，他们信息匮乏、情绪化且不稳定。然而，随着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等事件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公众能够对国际事件做出有意义和系统的反应。这一转变使得学界开始关注如何将公众舆论纳入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中。
从理论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特性，尤其是在战争和危机处理方面。公共舆论被认为对这些政策有重要的约束作用，这一观点促使学界更加重视研究公众如何形成对外交事务的判断。而在方法上，随着大规模调查方法的发展，学界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公众舆论的数据。这些调查包括面对面和电话调查，虽然成本高昂，但提供了关于公众态度的宝贵数据。此外，网络调查和实验方法的兴起，使得学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并测试心理学理论在大规模和多样化样本中的适用性。
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公众舆论的研究文献非常广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探讨公众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对外交政策问题表达强烈观点，这里包括两种模型：“精英线索模型”（公众从政治精英那里获取信息）和“个体差异模型”（强调意识形态取向、核心价值观和图式的作用）；其次，探讨国际安全理论中的心理学基础，包括民主和平理论、观众成本理论、旗聚效应、反类型模型和核武器使用的公众态度；最后，探讨公众对外经济问题（如贸易）的态度起源，发现物质经济利益在其中的作用可能比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设的要小。
外交政策态度的迷思
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公众舆论有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大多数公众对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的了解相对有限，但他们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仍持有相对强烈的观点。本文探讨了两种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精英线索模型”和“个体差异模型”。
1.精英线索模型：从上至下的影响
精英线索模型认为，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主要来自于他们信任的党派精英的推荐。由于国际事务远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公众对这些问题的直接了解有限，因此他们依赖政治精英的信息和指导。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使得公众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也趋于一致。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党精英的分歧也反映在了公众的态度上。
这一模型的心理学基础包括Zaller的“接收-接受-采样”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否接受这些信息以及在回答调查问题时最容易想到的考虑因素。党派认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公众在不同党派精英影响下的态度变化。此外，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北约）的意见也在影响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
尽管精英线索模型在解释公众舆论随时间变化方面表现出色，但它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它难以解释在缺乏精英线索的情况下公众态度的强烈性，以及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类似的意识形态分歧。
2.个体差异模型：从下至上的影响
与强调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影响的精英线索模型不同，个体差异模型基于心理学文献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刻板印象和图式，解释了为什么公众的外交政策态度常常成系统地聚集在一起。这一模型关注的是政治问题本身的内在属性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个体差异模型包括两种类型：水平模型和垂直模型。水平模型显示了外交政策态度如何沿着少数意识形态取向聚集，例如好战国际主义和合作国际主义。好战国际主义强调使用武力威慑敌人，而合作国际主义则强调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
垂直模型则将外交政策态度组织在不同层次的结构之间，最具体的政策态度在底层，外交政策取向如好战的国际主义和合作的国际主义在中间层，而一般的价值观则在顶层。例如，重视报复的人更可能支持惩罚性战争，而重视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人则更支持合作的外交政策。
此外，右倾权威主义和社会支配取向等意识形态也与鹰派或强硬的政策偏好相关。这些模型展示了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取向和人格特质如何在政治社会化之前形成，并在缺乏精英线索的情况下影响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判断。
表1 外交政策取向与政治心理学的框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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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像理论
另一类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外交政策态度的结构，关注的是我们对其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或感知。图像理论认为，国家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部环境，还取决于他们对所面对局势的定义。这一理论强调感知在行为决策中的重要性。
图像理论通过三个维度来理解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感知：相对力量、感知的威胁或机遇以及感知的地位或文化水平。例如，敌人形象指的是被认为具有相当力量和相等文化地位的国家，并被视为威胁；盟友形象则指的是被视为合作机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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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其他国家的形象
图像理论指出，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并且会影响后续信息的解释。这对于试图通过昂贵信号克服不信任的国际关系模型和公共外交理论构成挑战。此外，这些图像作为整体判断，当个体被一个图像的某一部分激发时，他们可以填补其余的内容。例如，知道一个目标在能力上较弱且文化地位较低，个体会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可以被剥削的机会。
通过以上三种模型的探讨，本文揭示了外交政策态度的复杂性及其形成机制。无论是精英线索、个体差异还是图像理论，都强调了公众在缺乏直接信息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各种心理机制形成对外交政策的态度。
国际安全中的公众舆论
本文还探讨了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关注国内政治的现象，这在国际安全和冲突的研究中尤为明显。研究表明，即使最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也依赖于个体层面的因果机制，如公众对外部事件的信念、偏好和反应。本文通过探讨四个具体例子来展示公众舆论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1.民主和平
民主和平理论观察到，民主国家虽然经常与非民主政权开战，但很少相互开战。这种现象的理论解释包括共享的自由价值观和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更大的制度约束而避免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然而，最重要的解释之一是民主领导人受到公众舆论的约束，导致民主国家的公众对与其他民主国家开战有特别的反感。实验研究表明，公众认为与其他民主国家开战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种道德判断是民主和平的重要驱动因素。
此外，民主国家不互相开战的另一个心理机制是社会认同。民主国家的公众视其他民主国家为共同的内群体成员，不会对它们使用暴力。调查实验显示，威胁感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还取决于共享的社会认同。
2.观众成本
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与谁开战，还体现在它们如何处理危机上。观众成本理论指出，如果领导人发出的威胁未能兑现，公众会视其为无能或损害国家荣誉，从而对其施加惩罚。这种机制使得民主领导人在发出威胁时更为谨慎，从而提高了威胁的可信度。这种理论通过实验研究得到验证，研究发现公众对未兑现威胁的领导人比对从未发出威胁的领导人更不满。
观众成本模型的另一个关键假设是自由媒体的作用，自由媒体使公众能够更好地监控领导人的外交政策行为。研究表明，在多党民主制中，反对党有动机揭露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失误，这减少了威胁被对方接受的可能性。
3.聚旗效应
聚旗效应理论关注的是公众在面对国际威胁时对领导人和政策的支持倾向。这种效应表现在国家遭受攻击时，如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卡特的支持率飙升，或在领导人决定发动战争时，如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总统的支持率上升。
对聚旗效应的解释主要分为信息理论和情感理论。信息理论认为，在危机时期，反对派对领导人的批评减少，媒体报道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导致公众团结一致支持领导人。情感理论则强调情绪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认为国际危机引发的爱国主义和威胁感知导致公众支持领导人和其政策。
4.反类型模型
反类型模型关注领导人如何通过反常行为提高政策提议的可信度。例如，一个以鹰派著称的领导人支持和平协议时，其提议会被视为比一个以鸽派著称的领导人更可信。这种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机构的意见，如果一个通常反对国际冲突的机构支持某一国际干预，其支持会被视为更具信息价值。
实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发现公众更倾向于反对由以鹰派著称的顾问支持的武力使用，同时也发现民主党在发动战争时获得的政治回报比共和党多。然而，其他研究表明，虽然国内观众对鹰派的合作行为反应更积极，但外国观众则认为这种行为不够真诚。
5.核武器
最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态度。研究表明，美国自1945年以来未在战斗中使用核武器的原因在于反核规范的出现，这使得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变得禁忌。调查实验比较了公众对核攻击和常规攻击的态度，发现公众对核武器的支持程度较低。
关于核武器禁忌的理论基础是公众如何理解和形成对核武器的偏好。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将核武器禁忌与其他类型的禁忌进行比较，以更好地理解核武器禁忌的实际作用。
本文最后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并指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首先，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非民主、混合或过渡政权中的公众舆论。其次，需要研究接收国的公众舆论，而不仅仅是发送国的公众舆论。最后，尽管性别在公众舆论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对种族在公众舆论中的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需要更多关注这一领域。
译者评述
本文探讨了心理学方法在研究外交政策公众舆论中的应用，尤其是如何将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并主要探讨了两种解释公众对外交政策态度现象的模型：精英线索模型和个体差异模型，并分析了这些模型在具体外交政策问题中的应用，包括民主和平、观众成本、聚旗效应和反类型模型。本文成功地将心理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为理解外交政策中的公众舆论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心理学框架。特别是通过精英线索模型和个体差异模型，文章展示了公众如何在缺乏直接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心理机制形成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核武器禁忌这一较新的研究领域，展示了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态度如何受到反核规范的影响。
基于本文的启发，未来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首先，扩大研究的地理范围，涵盖更多非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以验证和丰富现有理论模型。其次，可以进一步研究其他类型武器的禁忌，并将其与核武器禁忌进行比较，以更全面地理解禁忌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最后，探讨社交媒体在现代信息环境中对公众舆论形成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新的媒介和技术手段增强公众对外交政策的参与和理解。
词汇积累
Elite Cues Model
精英线索模型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odel
个体差异模型
Image Theory
图像理论
Audience Costs
观众成本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
聚旗效应
Against Type Models
反类型模型
译者：周正，国政学人编译员，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研究型硕士生，研究兴趣为政治心理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本体安全。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李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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